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，何用仔细分析，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，他当然非叛即特。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、政治课“放毒”以及“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”，他要卑微得多，而“小将”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，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。
我们有几天的劳改项目是掏粪、挑粪。冯尔定是个五十岁的胖子，一身囊肉，他挑着木头粪桶的那副喘吁吁的模样，真赛得过基督受难图。但是他是队长，焉敢懈怠？每回他总是掏个满桶，咬着牙，脚下绊蒜地煎熬着挑往晒粪池。不过冯尔定很会收买人心，就是别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，除非明显偷懒，停止干活，他才四外望望，提醒你“干吧干吧”。这么干了两天，晚上回到我们住的破房子里，众牛鬼蛇神不免对他有了恭维感激之词。冯尔定听着这些谀辞，盘腿坐在炕上抽着大粗叶子烟，面上居然颇有得色。我能生动地回忆起他呼出的烟雾灌进我鼻子里的那股辣味，这种辣味使我对他非常仇恨，因为他虽然白天难受，晚上内心里却能取得一种慰藉。我当时内心里却缺少这样一种慰藉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罪名相比而言比众牛鬼蛇神都轻，而我在牛棚中的处境却比他们都惨——惨就惨在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交谈。
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照例要开个认罪会，这时候“小将”们纷纷来听，偶尔也能拉来几个贫下中农代表。认罪会的开法是每个“牛”先自述罪状，然后大家评论认罪态度是否合格；这两天里冯尔定的认罪词不过还是那么一套，但大家竟纷纷说他老实、诚恳，我望着他那副垂下眼睑的模样，心里只骂他奸猾，但是我也不愿戳穿他的伎俩，因为倘若第二天“小将”真来检查每个粪桶装粪的情况，对我也并无好处。“小将”逼我对冯尔定的认罪发言表态，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冯尔定的发言我认为不够老实，辜负了小将们对他的信任……”但是我的发言还不足以使“小将”们撤掉他的队长职务。
第三天，把冯尔定拉下马的机会竟从天而降——一阵风，把一角破报纸吹到了他的粪桶中，我素来眼尖，立即看出那角报纸有好大一幅领袖头像；当时我和他正并排撂下粪桶，在运粪的中途歇肩。恰巧两个“小将”从我们身旁走过，我先咳嗽了一声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然后便一个劲地给他们使眼色，两个“小将”先是莫名其妙，紧接着便循着我的眼色去看冯尔定的粪桶，他们立即便看出了那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行，于是便喝问起冯尔定来，冯尔定一开头怎么也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虽然无意顶撞，也不免反问了若干句话——最后他终于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便一再解释说：“实在是没注意——肯定是刚才一阵风吹进来的！”两个“小将”自然转而问我，究竟是不是一阵风吹进去的，我赌咒发誓地说：“没看见风有那么大的本事……”“小将”们便不再细细盘问，立即把冯尔定扭送到了场院，召开了批斗大会，批斗他的“现行反革命罪行”，我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站上前去，声嘶力竭地揭发他平时就有用带领袖像的报纸卷叶子烟的罪行，同时用推测的语气说：“那准是他兜里掏出来，故意扔进去的……”
冯尔定这下垮了台，当晚“小将”们宣布了我任队长职务，我心中充满了狂喜与满足。奇怪，对冯尔定的坠落，我竟比对陈茂生和许薇玲的沉沦更为解恨。
4
我是个员。这个事实今天想来连我自己也哑然失笑。我是反右斗争胜利结束时入党的。有时候会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，并且同时会将陈茂生、许薇玲推至“反党”的死角，这的确很值得真正的人仔细研究：为什么？怎么办？反正我也是快死了，我说实话——我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非党员强。
一九七〇年，我在整党中恢复了组织生活，并且由于种种因素，成了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，但是不久就进驻了工宣队，工宣队长兼上了革委会的主任。那位工宣队长名叫白春富，是个十足的活宝。我恨他，因为他处处不如我，却反而当了一把手。他原是一九五八年老高中落选的初中毕业生，是那个年月里最让人瞧不起的次等货。他在煤厂当过一段临时工，每天坐在树墩子上劈劈柴，后来总算混进了国营工厂，在厂里是个有名的痞子。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来，他成了造反派头头，派驻工宣队的潮流一到，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当年没能考上的重点中学，坐上了相当于校长的交椅。他内心的那种满足感与报复欲，大概唯有我能最充分地理解。
白春富最爱向全校师生或全校教职工训话。每回上台，老是他在前头走，我在他左右侧跟着。他梳着个油亮的大背头，时值初冬，总爱在小棉袄外头披着个短大衣，一上台他便两肘朝后一摆，两肩随之一耸，于是那短大衣便飞落下来——回回总是恰落于我的臂弯之中。每次当这一刹那，我就有一种当场把他打杀的在胸中蠢动，但是他若回头对我一瞥，保管可以看见我脸上挂着一副谦和热情的笑容。
白春富的笑柄很快就凑足了一打。比如，他在宽严大会上威风凛凛地吼道：“我们的政策很明确，就是‘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’这六个大字！”又比如他深入同学中“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”，示范性地进行“谈心”时，会问出这种问题：“啊，你哥哥是汽车司机，你们俩是他大还是你大呀？”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他亲自领呼口号，“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，便没有人民的一切！”这个口号，他总爱拆开了领呼，并且常常撇掉下句，人们犹豫着不敢跟呼，他便吹胡子瞪眼，责问人们是什么感情？！于是会场上便时时发出“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！”这样的齐呼声……
我和白春富的明争暗斗很快便白热化了。在这场冲突中，我欣喜地发现，群众的同情与偏向往往都落到我这一方。我既然无法从政治上与白春富抗衡（他是无产阶级，我毕竟得算接受再教育的一员），便千方百计从生活问题上入手去将他的军。
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，我得知白春富跑到一位单身女教师宿舍中“做思想工作”，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宿舍的窗外，蹲下来偷听他们在屋内的谈话；寒气冻得我耳朵发麻、双腿变僵，但是我却充满了狂喜——因为我听到了他们在打情骂俏；我利用工宣队内部矛盾，找来了同白春富对立的两个队员，一齐闯进了那间宿舍，惊开了手拉手正待入港的一对宝贝。嘿，这一仗打得真漂亮！“”倒台后，我得以当上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，这场“路线斗争”的功绩是一大缘由。
我的生活和事业（如果我有事业的话）都变得顺利起来。但是我仍然时时苦闷、仇恨、愤慨。因为世界上竟还有那么多比我强的人和事。我不放过任何把别人成功和幸福毁掉的机会。举一个小例子：前面提到的那个许薇玲，历经沧桑，仍然活着，还是教她的语文；她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我的对手了，很难刺激起我的反应；但是去年元旦前我在她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册挂历，大约是她的什么熟人送给她的，印制得很精美，每月都是一幅名画家的佳作；这就足以使我生出宋太祖灭南唐之意，我来回翻着，嘴里啧啧赞好，手指头狠命搓折；许薇玲一再地说：“你轻点，别给我弄坏了。”我却偏当没听见这话，到头来我还是给那挂历留下了几个黑指纹印，心里才舒坦一点。当我现在浑身的淋巴结里都流窜着癌细胞时，我才敢于坦白出这样的内心隐秘。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？什么理论能对我加以科学解释？
记得我头一回来医院门诊，检查完我的肝功能时，意外地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了一个人。她顺下眼皮，打算从我身边一声不响地走过，我却大声把她叫住了：“隋逸文老师！”她只好停步，脸上浮出一个浅浅的笑容：“啊，王思衍老师，您也来看病？”我望着她，许多年前在她家中的那一幕回到了我的心中，我细细地把她打量，发现她明显地出老了，眼角挂纹，腮帮微垂，非常憔悴。我在这样一个失去了魅力和竞争力的女人面前，熄灭了一切欲念，我陪她坐在候诊室等待叫号，温和地询问她的近况，为她那尖下颏的丈夫不幸去世而深深地叹息，完了还帮她排队划价、付款、取药、送她到车站上车；她同我分手时，眼里竟恢复了活泼的光泽，在一句话上竟至还笑出了声来……我顺着修剪得颇为美观的林荫道往家走，听着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和汽车的笛音，不知为什么涌出了一股子忏悔的感情……但是当我迈进家门，当老婆向我絮絮地报道各色消息，提及：“当年给你们打成右派的那个陈茂生，听说已经平反改正，又回北京了……”我那医院邂逅中形成的情绪顿时便烟消云散，我想到陈茂生不管受了怎样的折磨，毕竟永远会比我小一岁，而且他聪明过人的特点肯定并未消失，我的胸膈便膨胀起来，借口老婆炸出的肉酱太咸，我大大地发了一通火！
我啊我啊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！
5
我所嫉恨并且拉下来、打下去的人，他们又都钻出来、站上去了。而我所新嫉恨的人，却拉不下来也打不下去。去年区教育局派来个赵醒，他当校长，我算保留了个第二副校长的职务。赵醒原是某重点中学的副校长，老资格，又是个内行，生活作风上也无懈可击，我对他只有退避三舍。但是在某些问题上，我毫不客气地同他斗法。学校里有个青年教师小聂，提出来要报考科学院的研究生，他支持，我就反对。不要相信我公开说出的理由，我反对是因为我怕小聂真的考上了，那他不是就比我更高级了吗？已经高级并远离我而存在的我可以不管，在我身边的想要拔尖，那我非掐尖不可，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。
但是上面有精神，这类事不能阻挠。那小聂不但报了名，而且在初选中入了线。有一天，赵醒去区里开会，传达室送来了科学院的公函，我拿过来一看，是通知小聂按期去进行口试。我略微想了想，便重新用“骑马钉”把信封封好，然后，把那封信塞到了赵醒那张办公桌和墙壁之间的缝隙中，使那信恰巧被夹住而不至掉落地上。赵醒参加的那个会要进行一周，他基本上不来学校，所以学校里的一应大事均由我掌握。果不出我所料，两天后，小聂找我来了，他一脸傻气，两只眼睛闪着最令我不耐的聪慧之光，进得办公室便问我：“老王，科学院给我寄的口试通知书来了吗？”我故作沉吟地说：“我没见着啊。你这事一直是老赵在经手，他接着没有我不知道。”小聂有点沉不住气，一张脸汗津津的惊奇地说：“我去问了人家招生办公室，说口试有我，通知书寄给咱们学校了；我也往区里给老赵打了电话，他说他没见着通知，让我问您……”我侧过身去，拿起报架子上的报纸，冷冰冰地说：“我这儿没见着什么通知。”说完便看报纸，只听一声门响，小聂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渐远，于是我嘘出一口气来，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想沏上一杯酽酽的茉莉花茶，细细地坐下品品。
三天后，小聂又找我来了，他说：“我又去了招生办，人家让我明天上午去口试，我那三节化学课，您看是不是给调调？”我摇着头，正色对他说：“那怎儿成！没见着正式的通知，我不能准你的假。”他急了，逼近我说：“您不信您打个电话去问问，要不，我今天下午就让他们补个通知来，成不成？”我做出忙于审阅卫生室送上的一打表格的样子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对任何后门都不感兴趣。”这句并不对题但又隐含着某种深意的话，使小聂顿时变了脸色，他咬咬嘴唇，摔门走了。
第二天小聂旷工半日，我有意到有他的课而改为自习的班上转了转，以诱导式的提问，搜集了不少同学对他教课的意见。
下个星期一，赵醒开完了会，来办公室上班，他一擦桌子，那封通知书就从夹缝中落到了地上，他看后埋怨我怎么不把这信收好并及时转给小聂，我淡淡地说：“怕是传达室老头送来时我也不在，学生帮助大扫除时，把放在桌上的信不小心弄到那缝里去了。”赵醒便也不再怀疑。他找到小聂，询问口试情况，据小聂说因心神不定，回答得很不理想。
然而科学院竟还在考虑录取这位小聂。他们招生办来了个人了解情况，赵醒那天恰巧又不在，我主动接待了这位同志，先以平淡的口吻，介绍了小聂思想作风以及教课方面的种种“缺点和不足”，然后又以极恳挚的语气说：“如今中学师资奇缺，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们中学！只有保证好基础教育的质量，才能发展尖端科学啊！”这似是而非却又颇有感染力的话语，竟使那位科学院招生办的女同志为之微微颔首。
据说是经过一番“比较平衡”，小聂终于落选。赵醒告知我这个消息时，不住地为之惋惜，我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可不能对他流露出这种情绪，他的教学态度本来就有待改进，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他的教育……”赵醒只好点头。当天下班时，恰遇小聂灰溜溜地推车走出校门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觉得夕阳是那般的艳丽，晚风是那般的骀荡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拐进“翠华楼”要了一份“芙蓉鸡片”，买了二两“白干”，仿佛是在庆贺我的什么喜事似的……
6
躺在病床上，望着灰色的天花板，我不禁滋生出这样一些想法：自我参加工作以来，多少番政治斗争的风雨冲刷过我啊：“反右”、“反右倾”、“四清”，然后是“史无前例”的“大革命”，这场“革命”的风暴不可谓不烈。其间又有着“横扫一切”、“斗走资派”、“夺权风暴”、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一打双反”、“深挖‘五·一六’”、“批林批孔”、“评法批儒”、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等等密密麻麻的互为重叠的斗争阶段，至于嵌于其中的无数次“整团”、“整党”，就更难以数计了。可是斗来斗去，整来整去，斗得对不对、整得该不该的是非姑且不论，却从未真正斗到、整到我内心中的这个“原始冲动”上来。而且冷静一想，在某些斗争阶段上，我的这种“原始冲动”，甚至还得以膨胀，并为我挣得意外的收获。粉碎“”以后，我同一些人一样，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往“‘’流毒”上一推，依然故我，轻松自在。直到现在病入膏肓，我才似乎有点醒悟。有的人病到垂危，愿献身于医学科学事业，立下遗嘱，将自己逝后的身体，送给医院解剖研究；我这肝癌据说属最常见的典型病例，尸体似无多大的解剖研究价值，但我愿留下这份粗陋而特殊的“x光片”，献出自己毫无遮掩的灵魂，供解剖以作研究，只是不知接收者该是哪一个“有关部门”矣。
代邮
望下列同志读完此文后，将反应寄广东人民出版社转我：
赵醒陈茂生隋逸文许薇玲冯尔定白春富聂子明
1980年7月：，，，